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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萝卜头”宋振中 短暂而残暴的八年人生

  “小萝卜头”宋振中 短暂而残暴的八年人生

  乳名森森,出身西安,祖籍江苏邳州。父亲宋绮云和母亲徐林侠均曾是中共邳县县委干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绮云和徐林侠达到西安以地下党员身份持续革命工作,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参加了西安事变、起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逼蒋抗日等一系列运动后,1941年,宋绮云被捕入狱,同年冬天,徐林侠和当时仅8个月大的宋振中也被捕。此后,一家人辗转重庆、贵州的监狱、集中营,一囚就是近8年。

  1949年9月6日,宋振中和父母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歌乐山下的松林坡,年仅8岁,成为新中国年纪最小的烈士。

6月29日,宋振华在郑州家中拿出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回忆当年的故事。

宋振华收藏的父母和幼弟森森的照片。

7月6日,重庆红岩魂陈列馆,一名小学生在小萝卜头雕像前敬少先队礼。

  小萝卜头牺牲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才8岁半,那时候,他已在狱中生涯了7年多,间隔新中国成立只有24天。

  他和他的父母还有良多革命者一样,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和重庆解放。

  重庆歌乐山白公馆那间昏暗潮湿的牢房里,小萝卜头曾握着半截铅笔在家书的反面写下过“哥哥,姐姐”,也曾用细瘦的小手紧握住牢房的铁窗,踮着脚看向远方的群山,还在各个牢房间传递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消息和情报。

  大哥宋振华把他们的牺牲记在了心里也背负在了身上,他无数次拿起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将从老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再讲给后人们听,一讲就是几十年。今年“七一”前夕,在河南郑州宋振华的家中,他摩挲着父母、幼弟的照片,再一次向新京报记者讲述起了这段历史。

  2021年9月6日是小萝卜头就义72周年的日子。70多年从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记得,新中国有个年事最小的义士,他叫小萝卜头,大名宋振中。

  最后的团聚

  挂着“膏药旗”的轰炸机在头顶回旋,逆耳的防空警报声音起,人们奔忙呼号着冲向防空泛。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西安,频繁遭受日军的狂轰滥炸。

  在宋家宗子宋振华的记忆中,“跑警报”时来不迭带太多货色,一人拿点儿吃的和一两件衣服,大人拉扯着大孩子,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子,一跑就是三五里地。回来时,街道满目疮痍,人们扒开泥墙瓦砾一遍又一遍喊着亲人的名字……

  后来再“跑警报”时,母亲的怀里多了一个婴儿。1941年春,小萝卜头诞生在西安,小名森森,上面有6个兄姐,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外面固然战火连天,却也是宋振华最难忘的全家团圆的日子。父亲宋绮云当时是《西北文化日报》社长,随身有警卫员,还雇了奶妈照顾孩子。宋振华7岁以前的生活,顿顿有肉,“哪怕主材只是一般的大白菜,盘子里也至少有两三片大肉,肥的,带皮。”

  年幼的宋振华并不非常明白父母的身份,但他回忆,那时候已经对父亲“干革命”有了意识。

  六七岁时,宋振华被部署在家里开的饭馆外“放风”,父亲告知他,假如看到生疏人在四周重复转悠,就要即时回去告诉大人。“有一次看到一个戴墨镜、穿长袍的人靠近,感到不太对,我跑回去和父亲说有‘坏人’,可没过多久那人就到了父亲眼前,大人们都笑,和我说那是‘自己人’。”

  这家饭馆是党的地下联系站,是保护杨虎城部与红军联络的“交通线”。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带领的第十七路军正式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略,联共反蒋,独特抗日”的秘密协议。由此还买通了一条“红色交通线”,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红军须要的医药、报刊、兵器等物质,都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一直运往根据地,而且从未裸露过。八路军在西安树立办事处后,这条暗线还在运作。红四方面军得以借此机遇发展强大,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确保红军长征会师以及抗日战斗、解放战役成功的一支重要武装力气。

  促成杨虎城签署这份联共协定的人之一就是宋绮云。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曾是中共江苏邳县县委书记,也是以组织身份参加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者”。

  “父亲每次一回家,用不了多久,家里就会来许多人,凑在一起开会,秘密地聊些什么。”几个人以打麻将为掩护,一旦有陌生人靠近,麻将桌上立马噼啪作响,宋振华不明所以,倒是站在跟前学会了不少打牌技能。直到当初,这位88岁的老人仍能模拟父亲和叔叔们当时搓牌的动作,“扳倒和”,他笑着说,“个头刚比桌子高的时候,就知道了这种隧道玩儿法。”

  救国大事就在这张牌桌上策划着。但暗流涌动,看不见的危险悄悄凑近。

  被捕与分离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暴发。西保险市报刊停刊,只有《西北文明日报》出了号外,身为社长的宋绮云率领全社员工走上街头,披发报纸。实际上,宋绮云仍是《抗日救国八项主意》的起草人,他的党内身份是中共西北特殊支部委员,自1935年以来谋划过几回游行和聚会,掀起了大众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跟平解决后,此事名义上临时平息,但宋绮云实则始终处在险境中。

  宋振华后来据说,那时候杨虎城倡议父亲出国留学,但他没有走。1937年初杨虎城被迫出国,第十七路军归编第四团体军,宋绮云成为少将参议,在军队里办干部培训班宣扬抗日救国思惟和政策。宋振华印象中,父亲身那时起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1941年9月被捕。

  那日,宋绮云被一封“家有急事速回”的电报从山西火线诓骗回家,到家后觉察情形错误,立即想要分开。“父亲没吃没喝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家,母亲说‘我给你做口饭,吃了你再走。’抱着森森就出了门。”接着,宋振华眼看着两个陌生男人进了自家院门。

  这是个至今回忆起来仍会让宋振华感到沉痛的场景,“父亲不像过往送客的样子,神色很严正,胳膊似乎被俩人夹着,我一看,他脚上怎么还衣着拖鞋呢,就跑进屋里把鞋提溜出来让他换上。”

  父亲被带出院门时,母亲也抱着森森回来了,她没有谈话,目送着宋绮云被带上马车离开。

  宋家就此开端变得“动荡”。当时,他们已经举家搬到了距西安城二三十公里的蒲阳村,7个孩子中,宋振华的大姐和三姐之前就被送回了江苏老家,只剩下二姐和一双弟妹,以及还没断奶的森森。

  徐林侠简直逐日都抱着森森往西安城里打探丈夫的新闻。她和宋绮云相识于1928年,尔后13年间辗转江苏、陕西,是最密切的夫妻,也是并肩作战的“同道”。

  也正因而,当两个月后,有人传话称“宋社长要去重庆,要你带多少件衣服给他送过去”的时候,徐林侠明知可能是骗局,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得去救你们的爸爸。”宋振华当时还读不懂母亲眼中的决绝,只记得她说,“就算是火坑我也要跳一下。”

  分辨时,孩子们轮流抱了抱8个月大的森森,目送着母亲怀抱弟弟越走越远。“那时候我模糊知道,这次母亲大略会离开得久一些。”

  当年最大不外12岁的一群孩子,接连和父母告别,懵懂中还不知,这便是永别。从此后,对于父母和幼弟的种种遭遇,只能从别人七零八落的讲述中拼凑了。

  家书与唁电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初识时,森森和妈妈一起被关在一间看不见阳光的湿润的黑房子里。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这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在回忆录里写下的。

  韩子栋是早期打入公民党特务组织的地下党员,1936年因叛徒出售被秘密拘捕,1947年8月,长年“装聋作哑”让监狱看管漫不经心的他从白公馆脱逃,成为独一一个从重庆越狱胜利的革命者。

  跟着《红岩》的出版,“小萝卜头”和江姐、许云峰、华子良等中共地下革命者的名字一起呈现在大众视线。

  今年86岁的李碧涛,是小萝卜头在重庆白公馆的见证人中唯一还健在的。她回忆,第一次见森森是在1947年10月。当时她只有12岁,和父母一起被捕,是森森自动和她搭话,抚慰她,“姐姐,你不要难过。”

  在统一间女牢房里,关着包括她和母亲,森森与徐林侠在内的5对母子(女),牢房阴暗关闭,霉味、尿臊味,熏得人呼吸艰苦。吃食都是发霉、发臭的,“有拌着老鼠屎的米饭,早上会给一点儿咸菜,中午有少量菜叶子,晚上什么都没有。”李碧涛形容,“相对不会把你饿逝世,但也确定吃不饱。”

  森森就在相似的环境下从8个月长到了8岁。由于长期养分不良,他个头矮小、身形肥壮,渺小的四肢衬得脑袋看上去分外大,因此被叫做“小萝卜头”。

  在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带着森森辗转重庆白公馆、垃圾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的几年里,剩下的6个孩子也在各自艰巨地活着。

  宋振华第一次确实得悉父母和弟弟还活着的消息是在1947年。那是一封从重庆磁器口寄来的父亲的亲笔信,信中父亲问,“你们都还好吗?”

  “冲动坏了。”宋振华说,全家人团团围住二姐,由她执笔给父亲回了信。除此之外,兄弟姐妹4人加上表哥和堂兄还特地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原版是四英寸大,很小。”如今,打量这张合影,宋振华依稀记切当时的情景,“你别看照片上我们几个穿得清洁体面,实在在镜头没有拍到的下半身,裤子都烂得厉害,全是补丁,切实没有钱购置全身衣裳,但又想让父母看了照片知道我们过得很好。”

  依照父心腹中所说,他们把信和照片寄到了重庆歌乐山脚下磁器口一位黄姓人士处。几个月后,在第二封信里父亲写道,“妈妈看后还掉了泪。”宋振华回忆,更让他们意外的是,第二封回信的背地,有铅笔写的四个字,“哥哥,姐姐”。

  通信断断续续连续了一年多,最后一封是在1949年春节前后。那次执笔写信的是母亲徐林侠,她说,“你父亲和杨伯伯(杨虎城)已经坐飞机去贵阳了,咱们来日也要走,这封信由我来写,咱们的通讯就暂时中止了。”那封信,笔迹歪斜、重叠,徐林侠说明说“眼睛不好”。

  宋振华后来才知道,长期的监狱生活加上特务的问询折磨,母亲已经病重,不仅眼瞎,腿也肿得几乎走不了路。这封信当前,他们再次断了联络。

  宋振华不承想,再获悉父母和森森的消息,是通过一封唁电。

  1949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心委员会致杨虎城将军家眷的唁电发表在报纸上,内容为:“惊悉杨虎城将军在重庆监狱被国民党特务强盗秘密杀戮,杨将军夫人和次公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等也先后惨遭毒手,极为痛愤。”

  “可以说我的世界崩塌了。”宋振华号啕大哭,已经16岁的他正在西北军政大学读书,“上军校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拯救父母和森森,为他们报复,而他们被害的消息,让我的盼望彻底落空。”

  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季子宋振中被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彼时是1949年9月6日,距新中国成立还有24天。

  狱中地下党小交通员

  牢房和集中营没能把地下工作彻底封闭。

  宋绮云在息烽集中营时,被吸纳进了“中共狱中秘密支部”,在监狱和集中营内进行秘密策反和党内思维传布工作。

  重庆的红岩魂摆设馆,珍藏了一封1400多字的长篇书信,名为《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作者就是宋绮云。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治理核心文博副研讨馆员王浩介绍,这封信写于1947年,信中所提到的含章同学是宋绮云在白公馆监狱的难友梅含章,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因组织反蒋的“青年将校团”被捕,关押在白公馆宋绮云斜对面的房间。

  王浩说,依据被开释职员的回忆材料,当时宋绮云以为,包含梅含章在内的6名“青年将校团”涉案人员早晚会被释放,并有可能重返国共对垒战场,于是机密开展对6人的策反工作,这篇文章就是为激励梅含章出狱后随着共产党走革命途径而写的。

  “梅含章等人出狱后,果然实行了当日的誓言。”王浩说,梅含章帮助策动了江阴要塞炮兵起义,为解放军顺利渡江破下功绩,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负了江苏省国民政府参事员等职。

  梅含章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年仅6岁的小萝卜头为传递《送含章同窗赴金陵序》起到了主要作用,“在3月(1947年)下旬一个凌晨,宋烈士趁间谍不在的时候,派他的儿子振中到我牢房……他从裤腰里摸出这篇序言,交到我的手里……”

  作为白公馆内少有的能够自在走动的人,小萝卜头成了狱中党组织的交通员。史料记录,从息烽集中营转到白公馆后未几,他辅助同被软禁于此的中共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的特别支部书记陈然与党组织获得了接洽,并把爱国将领黄显声摘录的消息提供应陈然,由他进行简略编发后,再把这些写有消息的小纸片送到各个牢房。这些小纸片后来被称为“狱中挺进报”。

  东北义勇军缔造者之一黄显声是小萝卜头的老师。早在息烽集中营时,秘密党组织就通过绝食和罢工的方法为森森换来了狱中受教育的机会。“黄伯伯教他学习地舆、看舆图,虽然他没有出去过,然而知道四川省,知道重庆市,知道我们呆的处所叫白公馆。”李碧涛回忆。

  李碧涛记得,小萝卜头个别上午拿着铅笔和草纸跟黄显声上课,下战书就用钉子在地上写功课,写完后用铅笔抄到草纸上,第二天交给黄显声。

  语文课本中《我的弟弟“小萝卜头”》讲的就是这段故事,作者是小萝卜头的二姐宋振苏,她还写过文章回忆父母。1964年,梅含章看到报纸上的文章后,联系上了宋振苏,将宋绮云亲手写下的《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交给宋家子女。

  梅含章曾评估宋绮云“性格冷静英勇,待人谦逊热忱,有浑厚朴素长者之风”。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宋绮云、徐林侠和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成为新中国最小的烈士。

  “小萝卜头不愧是党培育起来的孩子,这么小就知道帮大人传递情报,还知道保密。”韩子栋将这个孩子称为自己的“老战友”。

  寻找与悼念

  宋振华无奈勾画出最小弟弟的详细样貌,在很长一段时光里,他也无从懂得弟弟是怎么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从8个月长到8岁的。他只晓得,这个8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为了后代有个安宁的国度做出了贡献。”

  他将这种奉献背负到了自己身上。1950年,宋振华从西北军政大学毕业后,被迫从军守边境,被调配到新疆军区机要处做译电员。他老是随身带着一把枪、一瓶汽油和一盒火柴,“一旦有意外,首先把密码本烧掉,也毫不会给自己被俘的机会。”几年后,他又决议到乡村去,和田地域的于田县和皮山县、库尔勒地区的墨山山区都留下过他的脚印。

  “不如哪里苦就往哪里去吧,这一辈子总要奉献点什么。”宋振华这样解释自己的行动。

  1963年,宋振华作为南疆建设优良代表受邀到北京观看国庆阅兵典礼。回想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他昂首挺胸,一脸自豪,心里想着,“这必定就是我父母想看到的气象。”

  那年的国庆节,宋家的6个孩子终于在北京团聚了。他们自幼分别,四散在天南海北,有的甚至素来不见过面。二弟宋振镛回忆会晤的情景时说,“大家像新生入学一样,先报本人的名字,先容这些年来的阅历。”

  从那之后,兄弟姐妹6人开始寻访父母旧友、监狱的幸存者,甚至被策反的国民党特务,一点一滴拼凑起了父母和幼弟8年的牢狱生活。在这条寻迹路上,他们一边听白叟讲,一边再将英烈们的故事讲给后人听。

  现在,“小萝卜头”的业绩早已妇孺皆知,他遇难的歌乐山松林坡变成了红色教导基地,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小萝卜头的雕像就立在那里。

  小萝卜头的脖子上,层层叠叠的都是或娇艳或退色的红围巾。

  (局部资料参考《红岩年龄》《魔窟》《回忆我的弟弟“小萝卜头”》)

  A12-A13版采写、摄影/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纂:房家梁】